我们提供的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高。最初,我们供货的产品是由台湾的系统开发商和德国制造商生产的,每件售价超过2000人民币。由于这是德国企业的高端产品,做工十分出色。但随着国产化的结果,德国供应商被换成了国内厂商,并做了VAVE(价值工程实现),整个工艺流程也有了变化,质量不变的情况下成本降低到了1000多元。然后,我们协同国内的材料供应商,同样进行了工艺改进,制定了更为复杂但更加低成本的工艺,产品售价仅为400元。这样做后,特斯拉的项目获得了好评,公司股价也出现了多次上涨。
相比之下,另一个国内竞争对手为了抢占市场份额,股价更得到了提升,但它们的成本主要是材料成本而已。我们无法达到这样的成本要求,因为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订单,但对于对手来说,抢到订单可以让他们的股价持续上涨。目前,根据我们的成本和供货量,我们的竞争对手每年特斯拉项目上的亏损不少于5000万元,但大股东通过减持获得的现金收益却不少于3亿元。这意味着上市公司虽然在亏损,但大股东和管理层却获得了收益。
因此,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特斯拉并将其我们的股价将大幅上涨,大股东和管理层也将获得更多的收益。协同效应可以使成本进一步降低,因此我们可以赚取更多订单,成为业务蒸蒸日上的供应商。
此外,特斯拉获得的供应链成本比国内新能源品牌低很多,即使与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相比,也要低很多。在中国,Model Y售价为27.98万元,而美国的售价只有5.5万美元(约37万元人民币),而美国Model Y的竞争对手,如福特野马March E,售价仅为4.7万美元(约32万元人民币)。因此,其他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面对特斯拉必须具备足够的韧性,才能与之抗衡。
最后,让我们来看看印度供应链的例子。我们的产品经常遭遇印度某些企业的阻挠,他们大规模使用印度供应商,但由于过低的成本和无法按时交货,这些订单不能及时完成。此外,对质量的关注也相对较少,并且交货后相当部分都不能使用。尽管在该领域有相当长的历史,但这些企业根本无法在供应链中获得优势位置。